黄道周（1585-1646年），是漳州先贤、明末大儒。他少年时立志苦读，博览群书；为官时直言敢谏，风骨凛然；明清易代之际受命于危难，舍生取义，表现出一位儒者高尚的道德节操。好友徐霞客给予他极高的评价：“至人惟一石斋。其字画为馆阁第一，文章为国朝第一，人品为海宇第一，其学问直接周孔，为古今第一。”

明末的讲学

讲学为儒家之传统。孔子说过：“德之不修，学之不讲，闻义不能徙，不善不能改，是吾忧也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其中“讲学”正是儒学传授的一个重要环节。讲学是被儒者当作卫道、传道的重要途径。正式的书院讲学则始于宋代，宋儒大多创建书院以讲学明道，其中朱熹是最重视书院讲学的大儒，他创办、重修了白鹿洞书院、岳麓书院、寒泉精舍等诸多教育场所。朱熹曾知漳一年，《漳州府志·宦绩一·朱熹》载，他“每旬之二日必领官属下州学，视诸生，讲小学，为正其义；六日下县学，亦如之”。黄道周生于漳郡，受朱子的影响很大。而晚明恶劣的政治生态，使他不愿意也不可能长久在朝，他“通籍二十载，历俸未三年”（《黄漳浦集》卷三《感恩疏》），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栖迟山林，讲学授业。

而讲学的风气在明代极为盛行。黄宗羲《明儒学案·序》说：“有明事功文章，未必能越前代；至于讲学，余妄谓过之。”特别是明代中晚期以来，王守仁极为重视借讲学宣扬其学说，掀起了一波以阳明学为主流的讲学浪潮；而以顾宪成、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则通过讲学号召士人回归程朱，试图挽回世道人心，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。与黄道周并称“明末两大儒”的刘宗周讲学于山阴（今绍兴）蕺山，形成“慎独”之学；而当时黄道周也在福建漳州榕坛、浙江余杭大涤书院等处举行较大规模的讲学，《明史》本传称“道周学贯古今，所至学者云集”。其中，漳浦明诚堂、漳州邺山书院即为其晚年最重要的讲学场所。

黄道周在邺山书院

邺山位于漳州江东桥西侧、北溪之滨，临江背山，环境清幽，风景秀丽，适合作为讲学授业之所，与黄道周夫人蔡玉卿娘家亦相距不远。因此黄道周在崇祯六年（1633年）就打算在此处建书院，后来因故未成。

崇祯十六年五月，黄道周开始正式营建邺山书院，直至崇祯十七年八月底竣工，先后建成三近、与善、乐性三堂及其他楼亭馆舍共十余处建筑。其中与善堂为先圣先贤之神堂，堂名当兼取《孟子》“与人为善”及《大学》“止于至善”之意，前楹奉祀朱熹及陈淳、黄榦、王遇、高登、陈真晟、周瑛、林魁、蔡烈九人，称为“九先生”，从中也可以看出漳州儒学的发展脉络。而三近堂、乐性堂是讲学之地，黄道周在此二堂共讲学三次。

据庄起俦所编黄道周《年谱·崇祯十七年》，黄道周于五月九日、十日于新落成的三近堂中举行两次讲问大会，阐发《中庸》“好学、力行、知耻”三近之旨。由于当时交通不便，三月十九日明朝灭亡的消息于五月二十七日方才传至漳州，黄道周率诸弟子设崇祯皇帝灵位于邺山书院，“袒发而哭者三日”，并作《邺山讲堂哭烈皇帝文》，极陈“攀龙髯而不逮，迸泪自天；奋螳臂以莫支，割肝出地”之恸。九月一日，黄道周在乐性堂举行最后一次讲学，据侯真平先生《黄道周纪年著述书画考》一书考证，出席者约404人。

心地光明

黄道周要求弟子们保持“性地光明”：“纵令天地崩颓，生民涂炭，犹吾身色有时毁坏，爪甲皮发有时损折，吾此性上，白地明光，初无毁坏损折也。”他强调仁义礼智，申明匡复大义：“仁义礼智总亦同根。凡国家鼎革之时，士民绅弁政要探讨此项消息，仲尼一部《春秋》，主意是勤王、讨贼、复仇。”希望士民能“同仇敌忾，奋于有心”，收复河山，故此次讲问实亦为北征恢复之动员大会。此次会后，九月十五日，黄道周即动身赴弘光朝征召，从此一去不返。

作为晚年苦心经营的讲学处，黄道周对邺山书院具有深厚情感。出关抗清之前，弟子庄起俦因侍奉老母而请归，《年谱》载：“翌日，起俦以告先生，先生慨然曰：‘为我致意邺山。吾亦欲归，未知何日！’盖先生仓卒不忘邺山也。”殉国后，黄道周的儿子、门人从南京迎其遗骸回归故里时，先在邺山设灵位，“诸弟子乃留先生魂于邺山，为位而哭奠者二朝夕”，然后再归葬漳浦。由于邺山乃大儒精神之所系，因此也成为后世漳州士人的精神家园。

一代完人

文化具有超越政治、种族与时空的力量，由清帝乾隆称黄道周为“一代完人”即可见之。据《漳州府志·艺文》所载潘思榘《重修邺山讲堂碑记》可知，清乾隆年间，巡台御史单德谟曾主持重修讲堂，并祀黄道周于乐性堂中，以赖继谨、洪思等弟子袝之。

黄道周在道德上严格自律，他曾经说过：“计吾生年以来，未有一言一事内不可告于妻子，外不可告于朋友，幽不可告于鬼神，明不可告于黎献者。”（《黄漳浦集》卷十九《赴逮与兄书》）体现了坦荡光明的君子人格。